尊敬的西交大的老师、学生：

我很惭愧能站在讲台上给大家讲话，西交大是我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但是我们的委员长希望我能到这里来给大家汇报汇报工作，他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乡党，所以我被他那种精神所感动，他长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致力于学生的培养，这使我深受感动。

我原来是读工科的，后来读研究生学的是工商管理，我的导师跟汪应洛老师是好朋友，在国内比较早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同时我在南大的中美文化中心同时读的（MBA），后来发生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美在MBA交流方面中断。在读完MBA之后，我的导师希望我在工作之余跟他研究一些课题，于是我又回到学校，去读在职的博士生，和原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铭鑫先生和我的导师——已经退休的周三多先生，做一些企业战略和企业竞争力的研究。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从政了，在江苏省的苏州市做市长、市委书记，这样对我来讲研究企业就是一件比较少也不太现实的事，这样我就和老师达成一个协议，就区域经济学开展研究，这其实也一样，因为区域经济的市场主体就是企业，但是着重从“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如何去“握住”市场，如何去激励和规范企业的方面去进行研究。这就是我后来由于工作的原因，自己感兴趣的题目也发生了变化。我非常感谢我的母校和老师在我读研究生阶段教会我的数量经济学的一些方法，原来读理工科的同志在考经济学研究生时占有比较大的优势就是数学的优势，我记得考的比较早，那个时候学校收80个经济学的研究生，学经济学的一个没有考上，考上的全是学计算机系的、数学系的和像我这样的理工科学生，因为那个时候的数学题目出的偏难了一点。当时刚刚开始的经济学、管理学方面培养的学生数学基础打的少了一点，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现在本科生、研究生还是本专业升的学生比较多。因为在工作中发生了这么些关系，所以我到国外做短期进修的时候也把题目放在公共政策方面做些研究。我在读工商管理时候的同学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政府部门，进行着和公共政策关系比较直接的管理工作，其他所有的人都已经成为企业家。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我的路走错了，到了美国哈佛我就觉得未必是这样的。我到肯尼迪学院进修的时候，发现很多人是读完了MBA再到肯尼迪学院来进修的，这是因为在国际上，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有很大的市场需要来容纳这些研究人员。在那里我也看到了中国大陆的一批学生，被成为“海归”的那些学生，他们当时还没有归来，他们老问我，这个专业能不能找到工作，我想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当时我说若干年以后有很大的市场，因为中国的政府在制定政策过程当中，依靠专业研究人员的情况目前还不是很多，同时我们的中介机构，进行独立研究的机构也不是很多。但是我相信随着我们国家“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市场改革逐步的深入，随着我们干部体制的不断变化，随着我们领导层整个年龄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地方需要同志们，所以说你们是我们国家“领导层”的摇篮，希望我们的老师和同学能够为政府部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管理，为我们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作出很大的贡献，这也是我为什么很愿意和大家汇报一下工作的原因。

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小康社会的我国公共政策的探讨。我想大家读到研究生这个水平，对国家的公共政策应该有所了解。我想说的是在小康阶段，我们国家从基本实现小康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整个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小康的过程。在这个阶段，我国作为贫穷落后的一种社会主义经济为基本经济制度的这样的一个大国，公共政策如何制定，在实践过程中应当怎么调整，将会往什么方向演化，这可能是老师和同学们做科研，做论文一个很好的题目。我这里只讲几个我在实际工作中碰到的，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部分，时间原因我不能全面和的和大家进行探讨，我希望能够留出半个小时给老师和同学们提出问题，我想这是对我最好的帮助。

世界经济全球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对发展中国家是个什么关系，这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不同的看法。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区域竞争的加剧，区域经济开始联合、整合。全球化不是幼稚的可以想象大家在WTO规则之下进行公平的投资和贸易，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国家仍然存在，各国的军事力量仍然存在，没有那个国家容许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损伤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在经过实力的较量之后，各个国家一定是得益不同，得到好处多的、好处少的甚至净损失的也不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区域之间有大的竞争，局部的区域之间会联合起来进行竞争。古典经济学中亚当·斯密所讲的政府只是充当“更夫”、“守夜人”的角色已经不可能，因为一个政府所管辖的企业不是只和本国范围内的企业进行竞争，而是和其他国家，另外一种制度的下的企业进行竞争，这种较量的成败，决定着这个区域内人民的就业，生活的幸福与否。所以没有那个国军还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么去做，而是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本国企业的发展提供借力和推动。但是这样就必须要有一种共同的规范来进行制约，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一个区域经济的整合，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培养非常重要。实际上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我们在研究公共政策的时候，就是研究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如何使本国的企业更有竞争力，使整个地方更有综合竞争力，使我们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在大的市场背景下为一个民族的振兴，为一个区域的振兴起到好的推动作用。我想公共政策研究也处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当然公共政策还包括公共财政的分配，“以人为本”的生活质量提高方面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建立在本地区综合实力的基础之上，没有实力作为支撑，这些研究我们就很难开展。

现在的世界经济基本上分为三个板块的“经济增长极”，现在基本形成的第一大经济区是“美加墨”地区，以美国为首的包括加拿大、墨西哥的“美加墨”地区叫“北美自由贸易区”，它在2003年的GDP总额已经超过了12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就超过了10万亿。我这里用的不是传统的统计方法，GDP是根据购买力作出了调整的，这是世界经济最强的一极。第二个“增长极”就是欧洲，北欧在扩大，在今年的5月份，北约将从原来的15国家发展到25个国家。在欧盟当中，核心的国家是四个西欧国家：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这四个国家占了欧盟实力的八成以上，是他们的核心力量。欧盟按GDP总量统计在10万亿，这四个国家单个统计GDP都比我们中国大。本来去年、前年我们应该超过意大利，但是由于欧元的升值，人民币和美元挂靠过近，美元贬值使得我们落在意大利的后面。对于这四个国家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欧盟由于自由贸易和货币的统一，使得他们内部资源的流动非常方便，他们成为了世界发展的第二个“极点”，第三个“极点”就到了我们亚洲，东北亚三角：日、中、韩构成了一个经济区。由于制度的不同和我们同日本之间还有很多的矛盾、纠纷尚未解决，所以我想分开说。日本的GDP总额是4.2万亿，中国是1.4万亿，韩国是6千亿美元，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今天的日本仍然是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我们跟它的差距还很大。我们同学很多的很可爱的想法需要通过加强国力才能够实现，因为一个是4.2万亿，一个是1.4万亿，这中间有很大的差距。因为2004年的数据还没有出来，我这里用的是2003年的数字，但我想2004年的数字我们不大可能就超过它，今后很多年可能我们都需要去追赶。这就是日、中、韩这三国经济区，又叫“东北亚经济区”。基本上世界经济区域划分就是这样，三个“极点”、三大“板块”在全球都是占绝对优势的。中小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引用我们外经贸部原部长龙永图的话来讲就是“遍体鳞伤”，他们得到的跟失去的相比较，失去的往往会更多，特别是当全球化的“风暴”到来的时候，他们无力抵抗。这里还有三个地方需要主意，就是正在崛起的地区，一个是印度，印度的GDP已经达到了6千亿美元。它有10.29亿的人口，有69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具备的发展条件比较好。印度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没有资源，能源性的资源比较匮乏，煤、铁这样的资源比较少，这是它的一个弱项。另外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点”就是俄罗斯，为什么要把俄罗斯放到印度后面去谈呢，因为它的GDP只有4千多亿美元，比印度少一点。但是俄罗斯版图之大，科技、军事力量之强，特别是能源之丰富，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望尘莫及的，单单是淡水资源，俄罗斯有一个湖，平均深度在200多米，深的在1000多米，它的淡水资源就占了世界淡水资源的三分之一不到，更不用谈它的石油资源、煤炭资源。当然俄罗斯有它的民族矛盾，有它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周边的一些国家受到美国的策划，发生了“橙色革命”、“天鹅绒革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接连发生一些事件，大家都知道。这是俄罗斯不利的一面，美国的各个节点把它包围起来，它有很难发展的一面。所以新的可能发展的“极点”，除了中国，可能就是这两个国家。世界全球化的经济格局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国家在过去2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举世瞩目的，但我们内部发展不均衡的态势也是很明显的。两个“三角洲”地区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长江三角洲以2％的土地取得了占全国20％的GDP。珠江三角洲有大珠江三角洲、小珠江三角洲之分，广东省还有一个泛珠江三角洲的说法，那个就不属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因为那个的影响就比较弱了。两个三角洲的经济发展都比较发达，另外国内形成了几个“经济增长极”，就是环渤海地区，包括京津唐，包括大连、青岛这些地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增长极”；东北的“经济走廊”，包括哈、长、沈、大，最近这些年正在崛起。这四个地区都是在中国的东部地区，包括东北地区。目前在中部地区，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以武汉、南昌、长沙三个地方为“小三角”的经济区正在崛起，这个地方因为武汉的人力资源，它的科教、高校资源也相当于我们西安地区，最近发展比较快，东部的资金开始往这里进，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资源比较匮乏。整个湖北地区17万平方公里，基本上没有什么煤，所以它的电需要通过国家电网在全国的范围内来解决。另外在西部地区有两个地区也正在起来，就是以成都和重庆为核心的“成渝经济极点”增长极和我们西北，我夜郎自大的说吧，以关中地区为“极点”的经济增长极。在这七个点中，最小的是关中这个地方，在国军的“十一五”规划当中能不能把“关中”这个板块纳入到经济增长极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争议，因为我们全省的经济总量加起来，刚刚等于一个重庆市，更不要说把四川的经济总量相加的“成渝地区”，而他们又是最后一位的经济增长极。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具有潜力，具有发展的必然条件，比如说人力资源。比如说自然资源，我们都具有基本的条件。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旗帜”的问题，要在重点方向整合力量的问题形成突破，在国内形成有优势的增长极。我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好，我们到全国的市场看一看，有多少知名品牌是属于陕西的？有多少参天大树，产值在几十亿、几百亿，为人们所众知的企业是属于陕西的？我们往往说，这个产品的零件是我们做的，那个产品里面有多少东西是我们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地方需要研究。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在我们西部的关中地区的政策问题、发展战略、政府管理问题尤为值得研究。我在前面讲的这些东西都作为序吧，告诉大家我们所研究的公共政策问题都是有限制的，因为它要收到我们签订的国际公约、法律法规的限制，不是我们怎么想制定我们的公共政策就怎么制定，它是我们国内法律法规规范下的产物，我们的公共政策要通过像委员长他们的人大机构的立法和地方行政机构的法规执行，当这些法制定以后，我们的政府及时的制定一些规定来执行这些法律法规。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均已经突破了1000美元，这说明我们的收入已经比较高了，社会的收入差距也拉大了。各种社会矛盾也处在一个“凸现期”，在这个时候以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在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导下的科学发展观，这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这个发展观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党内要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行政部门要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就是要加强公共政策的制订和管理水平。同时提出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也是在看到社会存在不同的矛盾以后，承认我们要在各种矛盾下不断前进，但是这些矛盾要维护在一个基本和谐的环境下。等到矛盾不能维护在一个常态下时，这个社会的各种关系就要受到破坏性的打击，这个社会的前进就会受到阻碍，甚倒退。我讲这些并不是在给老师和同学上政治课，而是告诉老师和同学们这个时期，公共政策的研究是比较幸福的，条件比较好。国家有提高执政能力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国家需要科学的发展，那么公共这个政策运用的市场就非常的广。下面我就向大家汇报几个公共政策。

第一个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农村的公共政策。农村公共政策范畴很广，但是有些同学不一定有兴趣，我们家的那个小子就不感兴趣，他没有在农村待过，一直在比较幸福的城市环境下成长，我想我们同学当中一定有来自农村和比较艰苦的地方，所以有段时间我就强迫他到农村劳动改造了一番，收效有但是时效很短，写下两篇集中的日记，后来就有些淡忘了。但是我们在农村待过的同学一定知道，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农业大国，我们国家历来的局势震荡不在于外面，除了满清政府的腐败以外，我们绝大部分的问题是农民揭竿起义。平时农民为了承担封建王朝的延续，承担了多么重的负担，大家可以看一些电影，但是这并不能反映问题的真实和全部。一直到今天，农民都是我们社会生活最贫困，受到教育最差的，如果农村不稳定，那么我们现在繁荣是非常糟的，仅仅是在一个表面的现象，所以研究农村政策非常重要。

农村政策有很多的方面，我只说一个整体，那就是我们国家提出的“多予，少取，放活”，这是现在我们国家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多给一点，少从农民身上取一份，放活经济。这些大的基本政策经过我们几年实践以后，农村政策现在已经做到“少取”，基本上已经是“零取”，农民的税费在明年将全部取消，先取消农业特产税，再取消农业税。但是有二十多个省自己花钱提前全部取消，我们陕西就在其列，西部有几个很困难的省也开始取消，现在农民的负担已经可以开始“零负担”。从“多予”方面讲，国家给了很多政策，农民购买良种国家有补贴，产量大县每年交多少粮食国家给补多少钱，购买大型农机具国家有补贴，甚至于在我们这个地方，春天种玉米需要地膜覆盖，国家也会给予一定的补贴。国家有很多很多的补贴给农民，所以“多予”这一块在现有的财力下，我们的公共政策已经尽了比较大的努力。但是这些政策能不能改变农村现在状况，解决农村结构调整，农民富裕起来的问题我想可以留给同学们进行讨论。目前在这方面总的来讲，农村在发生变化，我们对农村也很关注，这里对农村特别是贫困的地方再强调几个政策，一个是教育方面的政策，国家在教育方面的基本政策是“两基攻坚”，就是九年制基础教育和基本扫除文盲“两基攻坚”。原来我们国家曾经宣布基本实现，但是回过头来看，非常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没有全部实现。这“两基攻坚”的目标对于西部地区来讲，是到2007年达到85%，今年还只是2005。我们省想提前一点，到2007年基本实现，但是农村现在基础教育这块不是令大家很乐观的。同学如果有时间做社会实践，可以到我们陕北的白云山区，到黄河领域，到我们陕南苍松翠柏的深山老林去看，那里孩子的教育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学校的校舍有比较大的苦难，有一定教学经验、文化背景的老师不愿意留在那里，这是我们看到的问题。在“两基攻坚”中，我们实行一个新的公共政策，叫“两免一补”，就是免学费，免杂费，补助课本费。这其中学费比较少，大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都知道杂费比较多，所以现在是中央免所有学生的学费，各省省里免学生的杂费，但是孩子们还要住宿，往往是要赶几十里的路到学校上学，带着米，带着干菜，还要有睡得地方，甚至我们看到一个不到一米的地方，两个女孩要抱着睡，所以这里有一个住宿费的问题。后面还要讲到农民收入，在这样一个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其他费用我们现在还只是补，还不能做到全免。所以我们现在的农村基础教育政策还只能做到“两免一补”，免学费，免杂费，补住宿费，在稍微好一些地方，我们对于贫困户，我们对所有的费用是全免的，当然这只是针对特定低收入家庭的。以上是现在的农村教育政策。

农村卫生政策是一个比较大的政策，首先是由于“非典”使得我们对农村突发性疾病总控制能力的忧患思考，所以从“非典”发生以来，我们各个省都在进行“疾控”中心的建设工作。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全面建立了“疾病控制中心”，对于突发性的疾病，我们这个国家由于是共产党领导的这种政治体制的优势，我们有能力控制住，包括第二次爆发的“禽流感”。对于“禽流感”防治，我们采取了“两条线”，一条是“防人”感染的“疾控”中心这条线，一条是“防禽”感染的这条线。看来经过一两年的努力，我们还是基本控制住了，但是新的病毒可能会随时出现，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农村卫生的最大问题，是到今天为止农村还没有低水平的基本的合作医疗。农民生活最怕的就是得病，他们生不起病，我们在农村调查发现农村的贫困户，极大的部分是“因病致贫”，所以我们这两年积累经验，搞了一个低水平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中央政府出十块钱，省市县三级政府出十块钱但主要是省里来出，因为在我们陕西省县一级的财政捉襟见肘，非常困难，然后农民出十块钱，一年每个人只有三十块钱的医疗合作费，现在还没有包括所有的农民。当然合作面广了以后，收益的农民范围会更大。在我们试点的三个县，参保的农民大概占92％以上，农民有38种病可以看，报销的费用大概在20～80元之间，但是还不能包括全部，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我上次到农村调研患了感冒，秘书给我买了“白加黑”，要十多块钱，这不是最贵的感冒药，生一次感冒就需要花不少的钱，所以说现在农村合作医疗只是水平很低的保障。即便是这种水平很低的保障，我们陕西107个县区才实施了3个县，今年我们准备扩大到8个县，这样我们就有11个县，十个地市中每个都有一个试点。我们现在正在做工作让经济发展快一点的地方代中央先拿出十块钱，这样使我们的这个步伐稍微快一些。但是这就不仅仅再是十块钱的问题，而是基层的卫生所有没有，基本的医疗设备有没有，没有CTMR可以，但是一些基本的器械总是要有的。最重要的还是人，有没有能够掌握这些器械的使用方法，能够进行门诊诊断的人。这是现在县乡两级的医疗机构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想怎么在农村留住教育、卫生人才是我们同学们做论文的一个很好的题目，特别是在现阶段，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题目。我们制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全国在2007年全部农民实现30块钱的合作医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目标，我们正在努力

农村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政策就是扶贫政策和移民政策。关于农村贫困人口，原来我们制定的标准是收入低于625块，但是这个标准比联合国的标准低了200块，联合国的标准是100美元，合人民币840多块，所以低了200多块。我们现在做了相应的调整，我们国家参加了国际扶贫会议的一个协议，温家宝总理也签了字，承诺到2010年基本实现脱贫。这个标准是600多块还是800多块呢？就我这里而言，我们省只能是600多块，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省低于600多块的人口还有二百七、八十万，如果按照800多块算，我们现在还有六百七十多万，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的农村扶贫政策正在推广，目前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农民受的教育非常少，所以科技文化的推广，科学技术的掌握就比较难。我们现在一个主要的做法，就是劳务输出，如果一家有一个孩子出去务工，这个家庭就可能实现脱贫。而且关键不是这些劳务输出人员挣钱的多少，他们在外面可以接触新思想，看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有很多这样的人员回来之后，在村前屋后摆一个小摊，开始做买卖。有些人在乡镇地方盖房子，把父母接到城镇去居住，完成了从农村到城镇的移民。这种方式的深远影响还没有发挥出来，所以现在国家推行这方面的政策。现在我们陕西有一个经验得到国家的首肯，去年的全国扶贫工作会议就在我们陕西召开，我们做法就是把国家的扶贫基金和省上的扶贫基金等往村里的扶贫基金捆绑起来使用，扶持一个生产队解决一些问题，比如集中解决一个养奶牛的问题，集中解决一个种苹果的问题。扶持他们。我们国家在扶贫方面还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同学们也要看到我们国家在扶贫方面的优势，我们同印度相比，如果按同样的标准计算，印度现在有贫困人口5.9亿，他们就没有我们这样的行政资源可以利用。当然印度的医疗保险现在做的比我们好，他们5亿多的农民都可以享受医疗合作，我们这点做的还不够，我们在农业结构调整方面做的比较多。为什么我国的农村扶贫这么艰难呢？这是因为现在这些贫困人口所在地方都是不适合居住的地方，第一在这些地方没有水，即使有水也是高氟水等不安全饮用水，我国现在还有3亿多农民不能吃到安全引用水，如果没有水，那么这些地方就很难发展。但是要把这些地方的人实行搬迁，由于我们国家国土的限制，又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现在扶贫只能是逐步进行。我们现在往深山老林里面的农村把电力输进去，把公路铺进去有很大的困难。陕南有一些村庄，只有三、五户人家，有的只有一户人家，要把几十公里的电线拉进去，挖一条路进去，这样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如果要把他们搬迁到山下，那么原来很拥挤的地方，人均土地非常少的地方就会面临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如果工作做的不好，种族、民族之间的矛盾就会发生。所以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实行就地改造。如果是特别不适合居住的地方，我们开展有计划的移民工作，每搬迁一个人大概要五、六千块钱，按照我们的计划，大概要到七到十年的时间才能把那些生活在绝对不适合居住地方的农民搬下来。这就是有些同学看到自己家乡变化已经非常大了，但是贫困人口还有很多的一个基本原因。

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对于农村结构和农民增收还有一些大的政策。有金融政策、科技政策，还有对农村企业的一些产业扶持政策。金融政策主要体现在农行和农村信用社对于农村小额贷款提供一些担保等等，但这些担保也非常有限。现在有些地方农民想贷但是贷不到钱，有几家农户合作担保进行贷款的，这里背后主要是金融风险的因素。银行里面的钱都是老百姓的存款，如果贷给农民的风险比较大，那么存户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我们确实发现过，贷给农村养牛户养牛，一头牛要八千到一万块钱，由于疾病的原因，牛如果出现死亡，那么这笔钱就会成为银行的呆帐坏帐。所以国家现在国家只能提供一些小额的贷款，不能满足十亿农民的需要，现在有些乡镇拿工资进行担保，拿公共积累进行担保，但是这不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因为乡长、书记拿自己工资能解决几户农民的担保问题？这不能解决面上的问题。

科技推广方面，全国都有“三项经费”、科技部门，有农科站、农科网，教农民一些农业科技知识。大家一定到汉北平原上去看过，那里的苹果枝条都是拉直的，这就是我们这两年大力推广的“苹果枝条拉直”技术，因为原来的枝条都不是那个样子的，农民通过压石头，栓线绳的方法把枝条拉直，每个枝条上结几个果子都要有限制，这样可以保证单位树木上的产出得到最大。这些技术都是又我省政府的科技部门在无偿的进行推广，所以到今天为止，陕西的苹果面积全国第一，产量全国第二，出口也是全国第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找到了在海拔、光照、土壤都比较适合苹果生长的地方发展出自己的特色。现在每年我们科技部门还有大量的科学技术去推广，去教农民，品种退化了怎么办，苹果的红色度不够怎么套袋，套袋后期怎么在地上加上反光膜等等，以至于苹果摘下来放到保险库里面，多少天可以保证苹果的质量都需要大量的科技知识，因为苹果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竞争的水果，所以这样的技术推广正在进行。当然我讲的都是大规模的，有一些小规模的，比如说种几棵杏，几棵猕猴桃，我就不可能大规模的进行技术推广。所以农业要进行集约化生产，要形成集约化、规模化的生产，科技才有可能推广。再有就是关于农村企业，我们的苹果能够形成这样的规模，跟农村企业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同农户之间有合作关系，有产销合同。

我刚才也提到了劳务输出问题，现在我们国家农村每年大概有劳务输出人数达到一个亿，每年创造的收入5000多亿，其中有60～70％是寄回家乡的，剩下是在那里紧衣缩食消费的。这就说明让农村人员在城市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工作待遇对于农村改革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我在讲了这么多农村政策之后，我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现在农村政策有那些地方是值得我们检讨和反思的？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同学们也可以思考。我觉得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政策主要依靠财政的力量，但是沿海农村的发展主要依靠不是财政，他们依靠的是乡镇的工业和农村的集体经济，现在在中部和西部广大的农村，只有农民自己种植的一些微薄收入，没有集体的收入，农民联合办的企业可能没有。在沿海农村，有什么事情，经过大家商议之后可以从集体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来，但是在我们这里，取消了农村税费之后，做一件小小的事情，就变的非常困难，这是我们公共政策非常值得研究的。另外在我们财政力量还很薄弱，能有多大的力量来帮助农民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人口、资源和环境政策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就不展开讲，这三项基本国策，每年都要讲。人口问题是委员长的强项，他是全国的专家。在人口问题上，我们做了三项工作，一是发展战略研究，一个是以农村为主的计划生育，一个是治理性别比例升高问题。我要讲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着三大高峰同时到来的问题，就是人口总量、劳动力人口、老年人口正同时到来，而我们的总体人口素质还不高，比如说我们的缺陷数字比较高，每年要出现100万的缺陷人口出生，每年地方病的患者有六千多万，艾滋病的传播也比较严重，去年的官方数字大概是100多万，但是我们的调查显示，统计数字和实际数字之间大概有1：7到1：10的背离，所以实际数字可能更为多一些。另外我们的人口里面缺少教育、理想信念比较差、社会责任比较差的问题还比较严峻，全国还有一个1.5亿的庞大的流动群体，还有3亿农民是农转非的这样一个农村结构。特别是性别比，我从在座的男生女生没有看出比例是多少，但是从目前得到的情况来看，从目前出生的人数来看，到2020年，在20～45岁之间的青年当中，男的要比女的多出3000万，婚姻的挤压将会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正在制定公共政策，解决女婴在妊娠期间被中止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推行一个叫“少生快富”的政策，现在从全省到全国都在推广，就是在农村如果子女是独生子女或者两个都是女儿，那么将在夫妻两人达到60岁时，每人每月补助50块钱，实际上是变相解决养老问题，同治理性别比例升高的政策相配合，因为我们的政策没有解决女儿远嫁到外地时父母如何养老的问题，所以无论多么严厉的政策和教育工作都是没有办法有效解决问题的。去年这个办法正式兑现之后，我收到一些农民的信，说真没有想到共产党会真的做这件事。这是解决农村人口增长过快和性别比失调的有效方法。

第二个方面时资源问题，我讲两个资源，一个是水资源，一个是土地和矿产资源。水资源的问题展开讲非常长，这里只给出一个基本概念。我们国家是一个水资源很缺乏的国家，西部地区水资源更加缺乏，我们的人均占有水资源不到世界水平的四分之一，全国也不到世界的一半，这是我们一个总的缺水状态。第二我们国家的饮水安全受到严重挑战，前面讲到三亿人不能得到安全饮用水。第三是建立节水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农村“大水漫溉”的情况还比较严重，城市里大量的中水没有回收利用。第四是水资源的开发和保护问题，一方面要进行水利发电、“南水北调”等大的工程，另一方面要注意所以这些水利工程都会对环境造成影响。水的净流量变化会对地质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水流经地区的生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往往不是几十年、上百年就能发现的，所以对于大的水利工程，国内还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其中“南水北调”中段工程就在陕西，其中75％的水量需要用汉中地区的汉江水资源，这使得很多专家和研究人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在水资源利用过程中，要注意资源、生态保护的问题。

土地和矿产资源的问题，同学们肯定非常清楚，我们的耕地面积减少问题非常严重。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里，我们中国很快的崛起，但是我们最少用了一亿亩的耕地，如果像这样用下去的话，我们很快就将没有土地。今天我讲一个实际的情况，我所知道的在长江三角洲的上海、江苏和浙江，上海的人均耕地已经到了二分，浙江已经少于三分。另外还有一些隐性的征用的土地以租用的方式使用的还没有统计出来，所以耕地保护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事情。

去年全国发生了三起特大的煤矿爆炸事件，其中一件就在我们陕西，何以会发生这么多的煤矿爆炸，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其中根本的原因就是全国煤炭的需求和我们供给能力之间的差距，全国可供的安全产煤是12亿吨，但是去年实际供应19.7亿吨，因此全国到处都在挖煤，也因为是价格的拉动。我们国家的煤矿多数禀赋比较差，在300米以下，300米以下是高瓦斯地区，600米以下是双储地区，就是气体和水会突然涌出，至今人类对于这类问题的认识还没有从必然走向自由，因此事故就特别的多。各地实行了严格按照核定的产量来产煤的政策，但是今年一季度沿海几个省很多地方的工厂只能开三天，停四天，电力又不够。所以从长远来讲，矿产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至于矿产资源的开发是另外一个课题，包括对铀235的利用，对风能和太阳能的利用都在研究，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人类在最近的时期内，还要依靠矿产资源为主的能源。在这个方面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对海洋的开发，我们的大陆架下面有很多的石油等资源，这些是和日本、台湾问题紧密相关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要坚持收回台湾的原因，我认为不仅仅是国家、民族的问题，还有利益的问题。按照国际法如果两个国家对海洋主权有争议，那么大家各取一半，假如台湾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可以要求200海里的领土，那么现在的福建的沿线、江西湖南一部分土地都会成为它的，我们国家就会成为一个有海洋而没有出口的国家。钓鱼岛就紧挨着台湾岛，现在钓鱼岛的问题大家比较关注，我们和台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里发现了比较丰富的矿产资源，所以反分裂法跟这些都是有关的。

下面一个要讲的基本国策就是环境保护，就是讲人和自然的关系，目前这方面的问题比较严重，我们的污染物排放量超过了环境能承受的范围。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个内部报告说，目前根据检测，已经有60％的水成为不能饮用水，所以三亿人民得不到安全用水，目前根据城市里的统计报告，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已经超过整个城市总数的60％，在全国一些地方，酸雨正在增加，同时我们出现了汽车尾气、电子污染等新的环境问题，所以环境问题非常大。目前国家的环保政策重点防在治污，重中之重是治理水的污染，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对一些自然人和企业的污水排放总量进行控制，实行排放许可证制度，但是现在在执行的刚性方面，在依罚代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可以留给同学们去研究。当然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也有做的好的一面，比如说“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制度，陕西这两年就退了一千二百多万亩的耕地，凡是坡度超过25度的耕地全部退掉。所以现在到陕北去看，应该不是一片荒芜，应该有星星点点的绿色。整个关中和陕南的天然林保护正在进行，所有以砍伐木头为生的林业工人都完全失业，改成种树，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老的一代林业工人怎么生活。还有一千二百万亩土地“退耕还林”之后，这里人民的生活问题，牲畜的饲料解决问题都需要我们来探讨怎么样更好的解决。国家给的补贴只有5～8年，在这5～8年中，给一些补助，但是期限到了以后，要求在不砍伐这些栽种树木的条件下寻找新的谋生手段，这是我们在政策上必须探索的问题。所以我们陕西的人民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当中创造出了一种“瘀地坝洪”的方法，就是在两个高地之间围起一座坝，由于黄土高坡上下来的水含泥量比较大，经过六七年的时间，这块像水库一样的地方就会淤积成为一片土地，这样就可以保证每个人1.5亩到2亩地的耕地，还可以解决禁止畜牧之后牲畜的草料问题，所以在环保中间我们还是有了很大的成绩。目前我们可以研究的就是这三大国策目前执行的刚性如何，为什么有些法制的手段没有完全得到落实，这跟我们地方政府的管理方式、指导思想、企业所有制都有很大的关系，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我在实践中遇到过的，就是如果企业也是我的任务，环保也是我的任务的时候，处理就比较难。如果政府完全和企业断开关系以后，环境执法的力度会好得多。

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很抱歉。我后面本来还想介绍以下我国宏观调控中的几项产业政策，比如说“有保有压”的财政政策是怎么执行的，“双稳定”的财政货币政策是怎么执行的，我们在改革之后力度最大的投融资体制是怎么改革的，改革到现在有些什么问题，我就想点个题目，以后有时间我再和同学们进行讨论。

这里我要提一下的是投资体制改革，未来我国体制改革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投资体制的改革。过去我们的这些投资都要通过层层阶阶的计委或发改委的批准。当去年行政许可法生效以后，需要事先进行行政批准的行为，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的，只有全国人大、国务院有法律的规定，或者由省一级人大以及具有法律规定制定资格的地方政府进行规定，除此之外，是不可以设定的，这样一来，国家发改委、国家各个部不能直接制定涉及到行政许可的规定来规范大家的行为。在实践当中，我们现在走的一种“中间路线”，就是不需要行政许可的审批，但是国家发改委还规定了一个叫“备案核准制”，所以有些地方就放开了，有些目录还有经过备案和核准。行政许可和备案核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怎么确定它们的定位，国务院就用决定来进行了说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前的投融资改革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也回去了一步，最重要的是对企业的投资有些放开，国家有一个原则性的做法，就是凡是国家没有禁止的领域，国家和个人都可以进行投资。但是具体的投资还需要核准和备案，在实际中怎么实施还需要进行研究。目前在竞争领域中的投资，我们几乎全部放开，在两个领域我们还没有放开，一个是资源型的能源领域，煤已经有私人开采，但是石油、天然气还没有公有制以外的成份进入，公有制也必须有一定的资格才能进行开采。还有一个就是在公共服务的有些领域还没有开放市场，比如说民航、铁路，在这个两个领域我们还碰到如果不放开如何保持它们公益性的这样一个问题。

我想公共政策领域我就提及一下重点，其他方面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最后还有一个国有体制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我想和大家提及以下，就不多说了。因为国有企业改革在很多国家不属于公共政策的领域，但是在中国这个公有制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国有企业问题一定要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来进行研究。我们经过这么些年的探索，目前已经形成了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实行股份制这样一项制度，这已经写进了党的决定。但是这样有两个难题需要跨越，一个就是谁来投资，以一个什么样的价格给他，你可以说是认识谁就给他，也可以说是要完全准市场的操作，但是在选择投资者时，竞标这样的选择方式不合适，因为不同的企业在不同的产业不同的领域有自己的特长，要选择投资者不能光看他有钱，还要有这个领域的市场，有研发、营销和管理的能力，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是有定对象的价格的议标，在几个可以的伙伴里面选择一个，这是我们国企改革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国有资产会不会流失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国有企业的工人怎么办，这些工人过去是终身合同制，现在要改制，无论是国际资本还是国内企业都不希望要终身合同的工人，他们希望改成合同制，而且短期合同制，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安排劳动，如果政府同意，那么对这些工人要进行补偿。因为几十年来，国家并没有代他们缴养老金，他们怎么来缴这部分养老金，他们如果今后被解雇，他们怎么面对这种风险。所以这样在各地实践当中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制度，就是国有企业的工人在国企改革改制当中由于身份的转变，政府需要给他们补偿金，补偿金的多少是根据工龄来计算的，也就是说，有一年的工龄，就补偿一个月，有二十年的工龄就补偿二十个月，然后工人就从永久合同转成合老板签短期合同。这笔钱在陕西是六七十个亿，我拿不出来，但是企业又要改革，所以就出现了去年十月份的咸阳机械棉纺厂工人堵西咸铁路的局面，因为找不到企业来招这些不改制的工人，也找不到路来拿那么多钱，幸好找到一个香港华润集团，他们是中央大型企业，又是香港上市公司，有机制活力。所以我们就想不改变国有企业身份，但是最后这件事情引起了法律问题，工人中有五个懂法律的人，也请来法律方面的顾问，说这家公司已经在香港上市，享受的是境外企业的待遇，因此不能算国有企业，这些工人如果转过去，还是要转变国有企业工人的身份。这样的话，这些工人的补偿金还是要给，这样的话一共五千多个工人，每个工人不到两万块钱，这是很大一笔钱，最后还是通过融资解决了这件事情，当然这件事情还是有境外的敌人的蓄意的煽动和破坏。国内很多的国有企业都面临这样的问题，那就是转制的时候，如何支付这么大量的工人的补偿金。

最后我讲一下劳动分配的问题，劳动分配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我们国家的劳动分配目前存在几大问题。第一是同一区域内的人们的最高收入和最低入差距在迅速扩大，有一个经济学的数字，搞公共政策的人都要注意，在城市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比大概在5.8到6之间，农村是4.5到5左右，已经很大了。还有一个叫基尼系数，这是衡量社会稳定的，全国已经到了0.6左右，0是最稳定的，1是最不稳定的，陕西省由于收入水平比较低，所以目前的基尼系数还在0.3多一点。第二个就是区域和区域之间的，东中西区域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我刚才还在跟委员长汇报说希望有更多的优秀人才来学习MPA，学MBA，学经济营销，我们的经济建设需要这样的人。但是我现在还担心我们的收入分配导向机制还有缺陷，那我们省来说，我们在全国整个排到二十七八位，那公务员的收入来，我们和沿海的收入大概差很远，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我是过来人，有自己的切身的体会和发言权。作为个人是可以奉献给社会，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项比较长的分配制度来讲，我们不能这样，所以我们要逐步缩小这种差距，国家正在研究，省里也在研究。我们要就有几个障碍，第一我们要解决农村那部分低收入或者完全没有收入者的生活保障问题，刚才我讲只生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女儿，政府给补助，除此之外政府是没有补助的，因为政府没有钱，政府只能对特困的人有些救济，但是对于很多农村的贫困人口，收入在200以下的这些人群的问题不解决，我们涨工资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另外50年代的复员转业军人，60年代的城市里要缩减人口退回到农村的这些人，以及七八十年代一些非常困难的职工，我们都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当年60年代到农村里的，现在平均每个月只有几十块的收入，现在50年代的复员军人现在每个月的收入也就在四五百块左右，这是非常低的收入，这种收入买房子是不可能的，买汽车是不敢想的。基本的收入也必须是在低报解决的情况下才能保证，我们陕西省的全部城市人口的低保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农村还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解决他们的基本问题，起码要使他们能够的生活水平更好一些，我们才能反过来考虑增加自己工资的事情。所以，加快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尽快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才是解决我们劳动收入问题上的一些比较好的方法。

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后面这几部分不能展开来讲，只能点一下题，我想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在这方面一定会有很深的研究。作为陕西省的一员，我有义务在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的课堂上，利用我的一些行政资源和研究的成果来和大家进行交流，反过来你们的研究对于我们政府部门管理水平的提高也将会有很大的帮助，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