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蓉教授接受《法制日报》采访,就科技社团脱钩改革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相关报道发表在2021年3月22日《法制日报》,并被《法治周末》、法制网等转载。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210322/Articel04002GN.htm?spm=zm1012-001.0.0.1.Gg680T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210322/Articel04002GN.htm?spm=zm1012-001.0.0.1.pR1uLK
对话人
中国公路学会秘书长:刘文杰
中国计算机学会原秘书长:杜子德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孟凡蓉
《法治日报》记者:温远灏
目前,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共计210家。其中,理科类46家、工科类78家、农科类16家、医科类28家、交叉学科类42家。
2016年3月,中办印发的《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必须紧紧抓住所属学会这个牛鼻子,突出学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改革这个重点,全面推进会员结构、办事机构、人事聘任、治理结构、管理方式改革,提升服务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凝聚力不够、活力不强、组织松散等突出问题,真正把学会做实做强做好。同时,实施方案明确要求,推进学会秘书处实体化建设,建立办事机构挂靠单位动态调整机制,明确挂靠单位与学会权责关系,扩大无挂靠、无业务主管单位学会的试点范围,着力打造运转高效、规范有序的实体办事机构。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孟凡蓉认为,当前科技社团发展中亟待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通过自我增能强化服务能力以获得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参与。从社团发展本身来看,对内通过规范协会议事日程、完善民主治理机制、健全激励与监督机制等途径,提升社团的内部治理能力,对外通过优化职能配置、建立战略联盟、注重品牌运营等途径,提升资源动员与整合的能力,都是增强自身竞争力、拓展外部资本、自我增能的重要手段。
记者:我国科技社团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由科技工作者自愿组成的学术性团体,其根本任务是科研、学术交流、促进学科发展,发现、培养、推荐人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目前,科技社团的发展主要面临哪些困境?
孟凡蓉:我国科技社团当前面临的困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内部基础条件不足,体现在人力、财力与权威资源的匮乏,制度体系和治理结构不完善,因此自我发展能力较为欠缺。二是会员的有效支撑不够,缺乏志愿服务的文化鼓励和制度激励,通过学会的制度设计和活动组织来激发会员的使命感和参与热情,是学会提升凝聚力和有效支撑的重要途径。三是与外部沟通不足,资源获取渠道单一,许多学会一直依附政府行政赋权,并未将外部市场的需求作为主要资源。
杜子德:与国外做得好的科技社团相比,我国科技社团在发展思维和管理体制上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目前,我国科技社团大部分挂靠政府,甚至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科学家们无法形成可以作出独立决策的学术组织,也没有形成学术共同体,出现问题时如果只有几个人发声,不但力量小,无法形成气候,而且对发言的个人而言风险也很大。另外,整个社会对科学的认知还十分肤浅,科学精神缺失,在许多科学探索问题上从实用主义出发,甚至根本不尊重科学,导致在技术上容易被人卡脖子。
记者:此前,《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提出,深化学会治理结构改革,建设能负责可问责的中国特色现代科技社团,扩大无挂靠、无业务主管单位学会的试点范围。现实中,脱钩对于科技社团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有利?很多科技社团尚未脱钩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刘文杰:脱钩意味着没有了依托、扶持,要靠自己独立运营,所以需要从心理上“断奶”,这是最重要的一道坎儿。对于很多科技社团来说,不愿意脱钩的原因可能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利益壁垒阻碍改革推进。一些科技社团原本就是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和专业部门撤销设立的,长期依附于行政主管部门,缺乏应有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意识,脱钩改革将直接断其生路。一些政府部门也习惯用传统方式直接指挥科技社团工作,使其成为行政权力的延伸。二是脱钩后的保障机制尚待完善。许多地方虽然培育扶持优先的原则已经明确,但在税收优惠、金融支持、人才队伍建设等具体政策支持上,相关激励、扶持措施还存在缺位现象。三是科技社团自身发展水平和服务能力存在差距。作为介于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的社会组织,其功能作用的发挥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导致组织相对松散、凝聚力不强、规模偏小。四是专职化建设严重不足。有些科技社团还没有建立起市场化的用人机制,没有组织起专业化的人才队伍,特别是在思想上,还没有形成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用人观念。
孟凡蓉:对于科技社团来说,脱钩同样会有失去行政依附和资源依赖的短期“阵痛”,但长期来看可以更好地促进自身发展。主要体现在科技社团能够获得更大的自主性、凝聚力和灵活性,倒逼科技社团完善治理结构、规范规章制度,凝聚更多会员参与管理运作,相对独立的身份使其能够按照自身意愿灵活开展工作,在更广阔的市场获得资源。
但“阵痛”的存在,让很多科技社团产生“畏难”情绪而不愿脱钩。主要原因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意识观念陈旧,缺乏战略眼光和宏大格局,不愿打破舒适现状、改变身份地位;二是竞争能力欠缺,长期处于上级部门“庇荫”下的科技社团,如果没有创新思维和举措,难以在市场上获得更多资源;三是扶持政策模糊,对于脱钩的科技社团不能急于推到市场上,要建立相应的扶持措施使其顺利度过“过渡期”,培养适应市场机制的能力,但在现有政策举措不明确的情况下,科技社团是不会愿意冒险脱钩的。
杜子德:科技社团必须脱钩,如果不脱钩就不符合社团属性,必须作为第三方机构,以独立的姿态出现,这样才能有内在的活力,才能得到良性的发展。很多科技社团没有变革的想法,就在于过分地安于现状,怕担风险。深化社团改革的关键是立法和政府推动,科技社团则要由中国科协推动,现在有些学会和挂靠单位也希望脱钩,但需要中国科协明确态度,并提供相应的文件和政策支持。至于有些不敢脱钩、不愿脱钩的学会,中国科协可以给予一定的缓冲期,限期脱钩,如果届时仍不脱钩,则失去中国科协的成员资格。
记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对科技创新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科技社团的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杜子德:科技界现在太过浮夸,不少人都冲着项目、经费和帽子去了,很难踏踏实实地长期从事一项前沿研究,学术造假的事件也不时发生,这和科研人员追求不高、学术文化不良、学术共同体缺失有关,也和相关科技政策不完善有关。从中国计算机学会十几年的改革路径来看,形成一个独立的、具有共同学术标准和价值观的学术共同体,这样一条路是完全行得通的,但对于很多科技社团来说,想要痛下决心来进行改革很难。
刘文杰: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科技社团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各发达国家的社团组织形式也并非一成不变,也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发展阶段来建设的。由于我国各个科技社团在服务领域、业务范围、运行机制、组织体系等方面千差万别,对于脱钩后如何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建设与发展,还处于“在实践中总结,在总结中实践”的探索阶段。我想总体方向是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放开,完善制度建设,厘清政府与行业组织的界限,该交给市场的就交给市场、该交给社团的就交给社团;二是进一步加强监管,建立准入和退出机制,健全综合监管体系,明确权力边界,实现权力责任统一、服务监管并重。
孟凡蓉:科技社团对于洞悉前沿科学技术、把握学科发展方向、促进知识转移应用、推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都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国科技社团应发挥自身的无边界组织网络优势,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扩大国际交流合作、参与国际学术组织事务、发起国际科学计划等方面主动作为,推动中国科技力量在全球的融入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