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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治】中共五大: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
来源: 时间:2020-09-03 点击:[]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1]。以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了大会,由谭延闿、徐谦、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汪精卫也应邀列席了一天会议[2]

中共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后,这样一个大革命的紧急关头召开的。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陈独秀主持开幕式,并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的整个基调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并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了一些错误的主张。陈独秀报告之后,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接着,大会代表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作了一定的批判。瞿秋白把自己写的批判陈独秀错误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印发给大会代表,并作了系统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1]。正是因此,在党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才有了这样的结论,“当时我们的党,却只注意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以致没能有效防备蒋介石的叛变。大会还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现在革命的趋势是要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政权。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3]。大会还发表了《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和《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这些文件把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当作整个资产阶级都叛变了,从而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同时,又把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当作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幻想,对他们公开叛变革命的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准备。大会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规定了将土地无条件地转给农民的原则,但又将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集团身上。

更为重要的是,大会没有认真讨论如何实现和发展党直接领导革命军队的问题。因此,会议虽然对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却没有拿出纠正这些错误的任何办法。大会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设立中央政治局和监察委员会,陈独秀仍然担任总书记,他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没能得到纠正。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中共五大在健全党中央领导机构的同时,将一批具有实际斗争经验并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组织才干的优秀干部选上中央领导岗位。在五大上新当选的中央委员有周恩来、任弼时、李立三、李维汉、彭湃、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张太雷、刘少奇、恽代英等人;新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的有毛泽东、陈潭秋、郭亮、林育南、李展滚等。其中,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苏兆征、李立三等被选入中央政治局[4]

中共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八七会议以后,共产党开始用暴动政策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后来这句话发展成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八七会议是我们党在大革命失败后,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它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解决了五大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解决了重要的问题。此次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中共五大虽然召开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却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但周恩来、任弼时等一批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所认识、有所抵制的同志,被选进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为后来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上的准备。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EB/OL].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7/4428291.html.

[2]余玮. 中共五大:狂澜江城路何方[N]. 中国档案报,2017-04-07(001).

[3]中共五大知识点回顾[EB/OL].http://www.chinagwyw.org/gjgwy/386870.html

[4]高万娥.论中共五大对党的建设的历史贡献[J].学习与实践,2007(12):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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